自學單元2:報導恐怖主義/

The Dart Center's self-study unit on covering terrorism, translated for readers in Taiwan.

自學單元2:報導恐怖主義/

Self-Study Unit 2:Covering Terrorism

授權自│達德中心 澳亞中心 (Authorized by Dart Australasia)

編修│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 副教授 許瓊文

感謝│政治大學傳播學院 創傷與新聞研究團隊

當Rose Arce聽到市中心遠處傳來一陣巨大的轟隆聲響時,當時她正在格林威治村自家公寓對面的小吃店買咖啡,這位經驗豐富的有線電視新聞網製作人從口袋裡掏出手機,立刻衝到世貿中心一片混亂的現場。她透過手機,以及第六大道上的公共電話,針對飛機衝撞世貿中心雙子星大廈,與後來這幾座摩天大樓崩塌所造成的災情,提供第一手的現場報導。Arthur Santana 是《華盛頓郵報》專門報導犯罪事件的記者,在開車前往報社的途中,聽到廣播報導有一架巨無霸民航客機故意衝撞五角大廈。身為幾位最先抵達現場的記者之一,白天待在五角大廈的停車場,晚上則是在大廈裡的天井,幫助救難人員搜索屍體,並且與在這次可怕衝撞事件中失去同事與摯愛的人交談。

David Handschuh是《紐約日報》的攝影師,他沿著西邊公路開車,準備到紐約大學為研究生上早上九點半的攝影新聞學時,注意到下曼哈頓區冒出一股恐怖的濃煙,他打電話給《紐約日報》附近的辦公室,也是他所屬的單位後,隨即前往世貿中心。即使是一位專門拍攝恐怖活動紀錄片的老手,也無法想像他在那裡拍下的畫面:斷垣殘壁、火燒大樓、屍橫遍野,至今,這些畫面他不曾秀給任何人看過。當第二架飛機撞入北塔時,他拍下了一張他不記得自己有拍到的場景;當第一座塔塌下時,滾燙的砂礫、碎石以及玻璃如下雨般地投射在Handschuh身上,逼迫他跑到下一個街區,並使他困在一輛車子下。當救難人員把失去意識的Handschuh送到安全的地方時,又因第二座塔倒塌使Handschuh再度困於小吃店,斷腿的Handschuh後來被撤至哈德遜河對岸,他那一年剩下的時間,都花在治療自己的身體與情緒的傷口,他唯一的遺憾是在混亂中遺失了相機。

這三位勇敢的記者,都是那天面對巨大挑戰的數百位記者中的一份子,多數人都沒有報導恐怖主義的經驗,甚至不曾接受過任何基礎的訓練或教育。部份原因是這是一個全新的採訪領域,恐怖主義在美國,多數源自於國內,比如說一九九五年在奧克拉荷馬市Alfred P.Murrah 聯邦大廈的爆炸事件。就像救難人員一樣, 大多數的記者立刻衝到現場,卻只帶著手提電腦,完全沒有考慮到他們所面臨到的危險1

每位記者所面對的都是前所未有的挑戰。比如說Arce 就曾經掙扎不已,到底是要忠於自己身為記者的職責,去報導故事及告知大眾真相,還是要顧及自己的生命安全。她之所以逃離了那棟崩塌的大樓,部份原因是因為警察與消防人員命令她撤離後來被稱為「Ground Zero」的現場。當救難人員拼命逃離現場時,她才發現自己身處危險中。夜裡,當她回到位於臨近住宅區時,到處都是安全人員,滿天塵灰,以及可能數月都無法清除乾淨的瓦礫殘堆。而困在倒塌的雙子星大廈裡受困者的家人、朋友都在幾條街遠的聖文森醫院裡,徹夜未眠,等待一線希望。

Santana 倒是不曾擔心過自己的生命安危,但是卻碰到另外一種倫理兩難的處境。他是否該冒著被驅離現場的危險,告知五角大廈跟警方他的記者身份?在用手機跟報社編輯商量後,他決定還是有義務出示記者通行證。在出示證明後,不但沒有被下令驅離,警方反倒請求他協助搜救工作。在那段漫長而令人精疲力竭的折磨裡,到處都有大火肆虐,他與一位中年男子Kenneth Foster攀談,Foster正擔心懼怕地觀察這些搜救工作,因為他的妻子Sandra就在飛機直接衝撞的目標─五角大廈的四角廣場上班。自從飛機衝撞事件後,

他就跟妻子失去了聯絡。Santana對Foster的內心掙扎作了一篇卓越的專題報導,最後刊登在九月十三日郵報的頭版。同時,Handschuh在治療自己精神上的創傷時,主要仰賴家人、朋友及同事的支持。「當我把相機鏡頭對準那棟起火燃燒的北塔時,我發現掉到街上的殘骸並非全都是玻璃與金屬,」Handschuh在對那場浩劫所寫的文章〈鏡頭下的生與死〉寫道:「我簡直無法描述那是怎樣的一種情景,因為有些人寧可選擇跳下來摔死,也不要面對他們就要被活生生燒死的可怕事實。」

在發生緊急情況時,媒體就是另外一種即早的警告系統。全世界最初是透過電視、電台及新聞網站得知世貿中心與五角大廈的恐怖攻擊事件。然後再藉由每日報紙與新聞雜誌特刊來深入了解詳細情況,以及事後的種種分析。

針對恐怖攻擊的立即現場報導有時是混淆及誤導的—這可以預料得到,因為當時情況太過混亂,這也是四架飛機被劫與衝撞後,引起全國恐慌的部份原因。但是也有一些相當傑出的媒體新聞報導,那是記者冒著生命危險,告知全國這樁可怕的事件。他們所展現的同理心,不只是以人性化的角度來報導整個事件,而且讓大家對於受害者、倖存者、救難人員以及所有受到該恐怖事件影響的人,持續地支持與同情。

NBC新聞通訊記者Anne Thompson說:「我非常清楚,當我在播報時必須保持冷靜與專業,這一點非常重要,全國民眾都在看,你不希望讓大家更恐慌,那天,控制自己,遠比以前更重要。」

這堂新聞課程的設計就是列出當記者與編輯發現自己處於報導恐怖主義行動時,他們在專業與心理方面,所會碰到的各種挑戰。經過密集的訪談記者後,本課程建議要用正確、善體人意以及清晰的報導方式,來報導那些受到恐怖主義影響的人。也探討恐怖份子會如何利用媒體,以及記者的懷疑天性可避免被操控,同時重新審查報導恐怖主義的一些有趣的切入角度、故事及方法。

本課程也會檢視記者把自己報導當中所描述的身體與情緒痛苦內化時,對記者本身所造成的影響。依據最新的創傷情緒反應的臨床研究,列出一些記者們可以採取的措施,好降低因工作所帶來的壓力,可能的話,如何面對—以及預防—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

最後,課程也會提供各大媒體為了讓記者準備好報導恐怖行動,所採取的步驟。

一、何謂恐怖主義?

2001 年9 月11 日是恐佈主義中一個特別殘忍的案例。但是「恐怖」有很多形式,有些日常生活實在太常見了,我們幾乎不認為那是恐佈。比如說虐童、虐待配偶、幫派暴力、仇恨犯罪,及天災—從颶風到地震—對於直接受到影響的人以及旁觀者而言,都造成了恐怖。911 事件則屬於完全不同的類型,其破壞的規模及死傷人數「超過三千」是史無前例的,至少在美國本土上是這樣。恐怖主義與恐怖之間的主要差別在於,前者是蓄意造成痛苦與破壞,幾乎總是針對人民。雖然事件本身可能發生的時間十分短暫,但是其事後餘波,或者次要的影響,包括徘徊不去的健康危機、經濟受損以及倖存者的痛苦。

這樣大規模的恐怖主義造成了範圍相當廣泛的直接與間接受害者,從救難人員到醫療人員都是。其結果造成的可怕後果,讓那些真正的受害者團體,及整個社會、甚至整個國家造成恐懼與倍受威脅。而行兇者的無影無蹤更讓整個受到攻擊的社會感受到的憤怒及錯亂感大為增加。其中,兒童特別容易因為重大創傷事件而受到影響,根據聯邦疾病控制預防中心在2002 年5 月所做的調查,紐約市四年級到十二年級的學童,自從九一一事件後就有10.5% 出現PTSD 的症狀。另外還有10% 的學童出現相關症狀,如廣場恐懼症,或者害怕公共場所的症狀。拉丁裔兒童罹患兩種症狀的風險比例則更高( 此調查共有8266 人,是這類研究調查中樣本數最大的一次)。在九一一攻擊事件發生後一到兩個月,針對美國人對九一一事件的反應所做的全國調查當中,接受訪問的成人裡面,可能罹患PTSD 的普遍程度,紐約市(11.2%) 遠比全國其它各地還要高上許多( 依地區的不同分別在2.7-4.0%之間)。

政治理論家,也是《公平與不公平戰爭》一書的作者Michael Walzer,就用下列這種方式來定義這個現象:恐怖主義是蓄意隨機地殺害無辜人民,目的是為了將恐懼散佈到人群裡,然後強迫其政治領袖有所行動。常見的要素就在於它所設定的攻擊對象,不論就軍事或政治意義而言,均不是參戰者:非軍人、非公職人員,只是一般人。這些人並非在攻擊行動過程當中被誤殺,而是被蓄意殺害的。

國內恐怖主義長久以來一直是美國新聞界的一個常見路線,奧克拉荷馬市的炸彈事件以及其後所引發的一連串大篇幅的報導只是其中一個例子。1990年代一連串墮胎診所的炸彈事件,跟逃犯John Eric Rudolph 扯上關係,則是另外一個案例。1993 年世貿中心的炸彈事件,預告了更糟糕的未來,且與中東極端主義份子有關。另在2002 年5 月,放置在郵筒裡的水管炸彈炸傷了六人,也造成中西部與南方的恐慌,明尼蘇達州一名大學生承認是他一時發狂犯下的罪行。Robert Jay Lifton 這位研究恐怖主義集團、納粹醫生與其它行兇犯罪者的歷史學家,將恐怖主義定義為「天啟般的暴力(apocalyptic violence)」。道德信念的肯定與「世界末日」的靈感引發了這種類型的暴力。Lifton 說道:「在這種摧毀多半世界的行為背後,是有某種衝動的,它是有政治目的的打敗美國、把美國趕出中東或者把美國打垮—但是它還有更遠大的目標,那就是造成無限的破壞。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稱之為天啟般的暴力,因為在造成破壞的衝動下,是寄望淨化及更新未來的極端想法,而我們之前不曾接觸到這種想法。」

事實上,恐怖主義的一項重要元素在於造成普遍的恐慌及恐懼。恐怖份子作為引發恐懼的人,目的就是要創造一種不信任與不確定的氣氛,而以某種方式讓人們覺醒,體會到他們的「使命」是正確的。( 對他們而言) 記者的用途就是讓他們清楚表達訊息的媒介。

二、記者與恐怖

在2001 年9 月11 日,恐怖份子攻擊紐約市,以及就在華盛頓特區外的維吉尼亞阿靈頓—它們是美國經濟與軍事力量的國際象徵。它們也是西方世界的媒體大城。在過去恐怖份子主要目標都是針對美國海外的根據地,比如說美國科爾戰艦,它在1998 年於葉門遭受攻擊,造成17 名水手死亡。此外,很多人都有這樣的想法,認為恐怖份子所攻擊的對象,都被視為是位在遙遠的地方、不是很特定的群體,雖然這種看法是不對的。但這一次新聞記者們發現自己就是恐怖份子的目標,因此陷入一個令人不安的處境。根據紐約記者保護協會(New York based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從2001 到2002 年40名記者在報導這些重大創傷事件時被殺害,其中包括Daniel Pearl。在2001 年9 月末的碳疽熱事件,也是源自於美國本土,目標也是針對NBC 新聞、《紐約郵報》及國家詢問報的記者們。

被炭疽熱污染的信函都是寄給國會大廈的政治領袖,國會大廈是美國全國問政的主要地點。2002 年巴基斯坦的反美恐怖份子綁架及殺害了《華爾街日報》的記者Daniel Pearl,當時他正在調查巴基斯坦極端主義份子與鞋子炸彈客Richard Reid 的關聯。Pearl 被殺害的事件引起國際上的關注,其他記者也被設定為目標,比如說波士頓全球報的記者Anthony Shadid 在採訪發生在Ramallah 的事件時被射中肩膀;2000 年12 月,兩輛登記在《華盛頓郵報》名下的車子,在報社的耶路撒冷分社外面被炸彈引爆起火燃燒。

除了這些真槍實彈之外,炸彈威脅更是猛烈。《今日美國報》駐中東通訊記者Jack Kelly在2001 年8 月,報導定居在西岸的猶太人用槍掃射巴勒斯坦人一事時,所造成的反應更是可怕。Kelly 這麼告訴《華盛頓郵報》:「我整整10 天每天都收到三千封電子郵件,包括7 封死亡威脅的信件,還有人送來一束葬禮用的白色花朵。他們所傳達的訊息很清楚:那就是『如果你不照我們的方法去做,後果自行負責。』」當記者變成恐怖攻擊的目標,這使得編輯台的決策者陷入兩難。因為一般恐怖主義份子的部份企圖是希望廣為宣傳他們的「使命」,儘管媒體記者猶豫不決,但他們都別無選擇:不是報導恐怖份子對媒體的攻擊、變相地為恐怖份子宣傳;就是漠視恐怖份子的攻擊、使媒體得繼續承受他們的暴力行為。

記者必須在提供聳動事件的正確資料,與澆熄恐怖份子希望製造恐慌的目的之間,努力取得一個平衡點。他們需想辦法在重視大眾有知的權利,以及保護相關人等的隱私間取得平衡。比如說CBS 在Pearl 死後數個月播出了一段影片,那是綁架Pearl 的人所公佈的影片之一,他的家人批評電視台無血無淚。Pearl 的父親說:「製作這段影片的恐怖份子相信,美國新聞界一定會播出,然後達到他們所想要達到的目的。」CBS 主播Dan Rather 回應,影片中顯示的反美宣傳活動具有新聞價值,因為這幫助說明犯罪行兇者的動機為何。

對於新聞記者而言,上述的恐怖主義報導只是許多道德困境之一。多年來恐怖主義這個名詞一直被政治化,而新聞記者也學會謹慎地使用這個名詞。某個國家可能會將邊境小規模戰事或者國內的衝突定義為恐怖主義,以鞏固其可信度與國際立場。4 月時,明尼蘇達州的政治領袖在明尼亞波利的《明星論壇報》上,刊登了一整頁的廣告,指控該報有雙重標準,因為其將巴勒斯坦軍人描述為「自殺式炸彈客」而非「恐怖份子」。論壇報的編輯Tim McGuire 回應,根據該報政策需使用此特定名詞「自殺式炸彈客」(suicide bomber),是因為雙方都互相指控對方是恐怖份子。「自殺式炸彈客」這個名詞也一直受到爭議,有批評家呼籲應改用「殺人式的炸彈客」(homicide bomber)。

恐怖主義的影響可說是相當個人的,影響記者所應該秉持的公平、平衡與客觀的新聞價值。Judy Woodruff 是CNN「政治內幕與世界觀」節目的主播,她表示:「我們在自己的崗位上,一旦有任何消息就盡可能地傳遞出去,那是我們記者應該要做的事情,但是我們也應採用人性的角度看待此事。受到攻擊的是自己的國家,我們雖應是保持距離、客觀報導的記者,但是我也是美國公民,這對我而言不只是一則故事而已,它是我的國家、我所居住的城市。」(p.171, Covering Catastrophe )

儘管在這段考驗人心的時期,所有美國人的共同點就是心懷悲憫,但是記者在最初緊急播報911 事件時,仍然表現冷靜,譬如,《ABC 新聞》主播Peter Jennings 在播報新聞時努力維持情緒上的平衡。他卻說道:「我一直認為我的激動並不亞於他人。」(p.170,Covering Catastrophe )

BBC 資深新聞主播Tom Brokaw 承認確實無法一直壓抑自己的個人感覺,他表示:「它們( 這些感覺) 就一股腦兒地發洩出來,我想對於觀眾而言應該也能夠理解。」TomBrokaw 的工作原則是:「記者本身並不是故事的主角,只是一個引導觀眾去認識那則故事的媒介,不該讓自己的情緒變成整個新聞的焦點,或者轉移觀眾的注意力。但是顯然地記者也是人,對於這些新聞不可能無動於衷。」(p.170, Covering Catastrophe ) 這些資深電視新聞記者每一個人都很努力,在激動之餘提供有關交通運輸、通訊與安全的基本資

訊。許多新聞媒體的專業人員都採用了一個此行最為陌生的技巧:沉默。Jennings 說道:「我們有短短一段的時間,大家都保持著沉默,把我們內心的焦慮或震驚加諸在新聞報導中是沒有必要的,因為大家感同身受。在我這一生擔任記者的生涯中,我總覺得有時候電視上有些人總是說得太多。有時候沉默絕對更為有力、也更加重要。」(p.84, Covering Catastrophe )

這次教訓也幫助新聞播報人員知道要如何處理充斥在新聞上各種衝突及錯誤的資訊。事實上正如CNN 的Aaron Brown 所說:「這麼多年來看著Peter Jennings 為ABC 工作,我已經學會停頓、沉默的力量。我覺得我工作表現最棒的那一天,就是知道什麼時候該閉嘴,我也需要那段沉默的時間。我所居住的城市、國家受到了攻擊。我很確定這場災難的受害者當中也有我所認識的人。」(p.130, Covering Catastrophe )

三、影響

現在多數記者與當年神話般的戰地特派記者不同,他們必需藉由烈酒與粗俗的笑話來麻痺自己,得以忘記長期接受的暴力、痛苦與絕望。就像一般人一樣,新聞從業人員的情緒也常受到工作的影響。一般反應包括焦慮、恐懼、神經緊張、擔心、腸胃不適、憤怒、懷疑、震驚與一再回溯那些令人困擾的畫面、社會脫節、以及麻木不仁的情緒。在911 事件過後5 到8 週,有一項針對1008 位居住在曼哈頓110 街以南的隨機抽樣居民調查顯示,7.5% 的居民都出現符合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的徵兆,另外有9.7% 的居民出現沮喪的徵兆。住在世貿中心偏北的Canal 街以南的居民,他們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更為普遍—高達20%(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002, 982)。

因為針對911 事件的記者及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的研究還在初步階段(譯註:本文完成於2002 年),因此恐怖份子事件對於記者有何特殊影響,或者對記者與非記者的影響方式有何不同,至今所知不多。不過,可以肯定的是這些記者是屬於高危險群。在被指定去報導這些可怕的災難事件時,他們就得沉浸在那些恐怖的細節裡,而且比那些非記者的人時間更長與程度更強。就像被派到現場去的救難人員與政府官員一樣,他們可能體驗到更深層的接觸。比如說紐約市的居民可以關掉電視,或者休息一下別再看早報。但是新聞從業人員,尤其是那些被派去現場的記者,就沒有這麼好命了。他們無法避免地將自己所記錄下來的畫面內化,不管是記者、編輯或者攝影師都一樣。

經驗累積的智慧雖可以幫助減輕那種影響,但無法完全消弭。而大眾往往會責備那些傳達訊息者,讓事情更是雪上加霜。不過第二手壓力並不是憑空造成的,各種情況可以造成這些症狀。包括專業上的孤立、移情作用的緒抽乾、同情心的疲憊、精疲力竭、截稿日期的壓力、先前個人的重大創傷事件、以及對於自認無法減輕受害者身上痛苦的那種罪惡感。

很自然地,很多記者認為,除了他們報導中主角的痛苦以外,他們沒有權利去體會情緒上的痛苦。「別人的痛苦更嚴重」不應該是否認自己痛苦或者將自己痛苦縮到最小的理由。這種沉浸在報導故事裡,如果程度夠強,時間夠長,可能會引發罹患急性壓力障礙,這是一種比較輕微的PTSD 症狀,不過這可能是一種徵兆。ASD 的症狀包括解離( 如一種不真實感、時間的失落、及/ 或抽離)、干擾性的想法與畫面、努力避開會讓人回想到重大創傷經驗的東西、以及在事件過後數個月所可能會發生的泛焦慮。當這些情況持續發生超過一個月,就會被描述為罹患了重大創傷後壓力障礙。

罹患PTSD 的人往往會經由惡夢、倒敘以及抽離自己的情緒與環境來重新經歷那種經驗。這些症狀反過來可能會導致失眠與其它症狀。如果程度嚴重,持續時間很長,則可能足以嚴重影響其日常生活。PTSD 的特色為可以測量出來的生理變化,但較難以計算的心理症狀,更為複雜的是,它經常伴隨一些疾病發生,如沮喪、藥物濫用、記憶與認知阻礙以及其他身體與心理健康的問題。(PTSD 的詳細資料請參考PTSD 國家中心的網站,http://www.ncptsd.org/ )

雖然我們假定每個記者對於重大創傷事件的反應可能都很劇烈,但重要的是,每一個人情緒反應都是獨一無二的。接觸類似的重大創傷事件,兩個人可能會有截然不同的情緒反應。雖然尚無人針對記者與911 事件進行研究,但是根據一些記者的說詞,也累積了相當多非科學性的證據,證明他們在情緒上的確深受影響。華爾街日報新聞處副總裁Jim Pensiero 曾親眼目睹許多人從世貿中心跳下來摔死,他說:「你無法抹去那些畫面,它們不斷地回到你腦海裡。」

華盛頓郵報的Christine Haughney 說:「我無法跟親朋好友分享,我所經歷到的那種情境。我覺得,只要提到工作,我所說出來的話都幾乎讓人很沮喪。當我的朋友開玩笑,說一袋被壓碎的洋芋片就像是世貿中心的受害者,我卻說自己所看到的那些瓦礫殘堆,絕非粉碎的洋芋片可以形容。當我男朋友要租片子跟我一起看時,我們找了三次才找到裡面沒有飛機墜毀或者恐怖份子的電影。」

在2002 年1 月,達德新聞與創傷中心成立了紐約市辦事處。創辦的董事Elana Newman及Barbara Monseu 花了相當多的時間,接近報導911 事件的記者,讓他們卸下心防。許多人說自己無法洗掉鼻腔裡所不時聞到的那種死亡氣味。有些人說那些殘破不堪的屍體畫面,牢牢嵌在記憶中,不斷地出現、干擾,讓他們無法忍受。還有許多人說他們在事件過後幾週、幾月因為忙著報導新聞,一直到好幾個月後才感受到那種情緒的影響。

四、訪談

Arthur Santana 在9 月11 日那天,內心一直不斷地交戰:到底要忠於哪一邊。最終,他放棄了搶新聞的機會,而去協助五角大廈的救難人員,當時五角大廈的西翼整個被濃煙與大火包圍。在那個漫長的一天裡,他遇見了Kenneth Foster。

「負責面對、處理那場悲劇的軍方長官需要幫助,而Foster 變成另外一位無名的救難人員,而且是一個懷著悲慘目的的救難人員」,Santana 在郵報中寫道:「他的妻子Sandra 是在三樓最外面走廊上班的約聘人員,那其中有一部份目前已經完全夷為平地了,但Foster 堅決要把老婆救出來。」

在搜救過程中Santana 跟Foster 是睡上下鋪的室友,就在9 月12 日悲劇發生後的隔天,Santana 在發現Foster 的妻子沒有逃過一劫後,他嘗試接近這位悲痛的丈夫。出乎Santana 預料,Foster 不但沒有覺得讓一個記者寫出他的故事很可怕,反而願意被採訪。「Ken 覺得這是一個紀念他妻子的機會,」Santana 在與達德中心的一次訪談中解釋道。「他看到我把手提電腦放下,跟著救難人員一起投入搜救工作。他把我當成一位正常人來看待,而不是一位記者。我想,他相信我可以把這篇報導報得十分正確。」

結果Santana 得到了一份針對受害者與倖存者所做的,非常獨一無二的內幕報導,同一個主題會在那年九月之後一再地以不同的手法呈現。Santana 寫道:「Foster 只能一再地掃瞄群眾尋找他的公爵夫人,這是他對愛妻的暱稱。」Foster 訴說當時的情景:「我只能看見腿、手臂、腳、以及其衣服的顏色,我在尋找她的臉蛋。」Santana 說:「從觀察與撰寫有關Ken 如何堅強的故事裡,我從中汲取力量。我實在會忍不住地想,如果是你,你是不是也能那樣堅強。」Santana 在那則故事出版之後,還一直跟他的消息來源保持聯絡。

但是有正面的經驗,就一定也有令人悲痛的經驗。比如說,這位福斯新聞駐紐約的記者Heather Nauert 就害怕對那些失蹤人士的親友進行現場訪談,當她鼓勵消息來源談論多麼希望找回倖存家人的想法時,就等於是在殘酷地玩弄他們。Nauert 曾經到倒塌原址去調查過,她知道隨著雙子星大廈的倒塌,所有希望幾乎都消失殆盡。

「我並沒有權利去告知受害者的親屬Ron Jr.,醫院裡沒有他要找的人,或者醫生及救難人員的進度,或者看起來沒有人能從那場悲劇中生還,」Nauert 在撰寫有關一個年輕人在WTC 廢墟中尋找父親的文章〈在倒塌原址:曾經置身現場的年輕記者,所撰寫的二十五篇故事〉中,她說:「我覺得絕望,明知我只能澆息他的希望⋯⋯我們四目相交了一會兒,而我就淚流滿面。我無法注視著他,也注意到其他記者也開始哭了起來。我必須離開那裡。我懷疑有任何美國記者曾經報導過像這樣的故事,一個其實也跟記者如此密不可分的故事。我的整個情緒都陷入其中。畢竟許多人都認識那些在雙子星大樓裡工作的人,以及失去摯愛家人、朋友的那些人。」

新聞從業人員所尊崇的,並非希波格拉底的誓言(Hippocratic Oath,醫生要遵守的職業道德)。但是處理一則困難重重的新聞報導,對於新聞從業人員與消息來源來說,都無疑是一個危險的過程。在國際發生戰亂的時候,記錄人民痛苦與生命財產損失的故事,以及揭發不正義之事,都是這個行業必須要報導的內容。重點在於如何將風險減到最低。在過去,新聞從業人員有時候會被教導,訪談過程必須要充滿你來我往的對峙。所根據的理論就是:再怎麼令人痛苦的問題,你都要從受訪者那裡逼出答案,不論代價如何。

但這並不是絕對的。新聞從業人員主要責任是報導故事,他們並沒有權利扮演治療師的角色,即使他們有時候忍不住扮演了起來。但同時新聞從業人員可以、也的確要考慮這些訪談對於受訪對象的情緒所造成的影響。不論再怎麼重要的訪談,都不值得讓已經承受喪親之痛的人再度受到創傷。如果能夠深入探討受到恐怖主義行動影響的人的心理層次,至少可以讓受訪者了解這次訪談的目的,並防止受訪者的情緒持續低落,其中也包括記者的情緒。

現在,有良知的記者會努力避免傷害受訪者,而力求表現的記者揮著麥克風在悲痛不已的寡婦面前那種刻版印象的畫面,已經變成例外。儘管有所進步,但許多記者可能不了解,針對重大創傷事件後的心理影響,已經有一套發展健全的研究領域,可以引導他們如何去接近受害者。除了針對PTSD 與越戰退伍軍人的研究以外,研究人員已經開始深入研究奧克拉荷馬市爆炸案與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的倖存者。

最新崛起的是一種接近受害者,而又可使記者與受訪者雙方互惠的方法。有時候這類悲劇的倖存者,顯然在情緒上並未準備好參與這個過程。但是在某些情況下,我們其實無從得知到底訪談過程會傷害或幫助受訪者。比如說Santana 覺得繼續挖掘Foster 的故事沒什麼不好的,因為他在該事件發生後幾個小時,就可以很清楚地說出自己的感受。事實上,Santana 很清楚的感覺到,整個訪談過程對這位受創頗深的受訪者而言,是具有治療效果的。顯然記者並無權利為其受訪者進行心理分析。但是有些經驗法則要謹記於心。

既然每一個人所體驗到的重大創傷事件都是獨一無二的經驗,作任何假設都是有危險的。即使在現在這種「大方上脫口秀坦白自己」的年代,除了那些直接受到攻擊事件影響的人以外,沒有人可以真正了解他們情緒上的感受。即使是受害者也必須十分努力,才能夠了解重大創傷事件對自己在心理上的反應到底為何。在綜合了震驚、無法置信與壓力的情況下,有些人可能從外表看不出有任何PTSD 的症狀。有些人可能認為探討自己的感受是有益的,甚至是有治療效果的,因為他們相信這樣可以幫助他們了解受害的原因。重大傷害事件後,經過一段時間,可能使受害者變得較能控制他們的情緒。

恢復是一種過程,而恢復的速度則依個人與情況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在與恐怖份子的生化戰中,受到毒氣污染可能會增加PTSD 的機率,因為會持續擔心其對長期健康所造成的影響。接觸到有毒物質可能會引發疲憊、顫抖、以及心跳停止。神經性毒素如沙林、泰奔、索門、以及VX 都是已知的神經鎮靜劑。糜爛性毒劑如氮與硫,都是已知可以造成精神錯亂的毒劑。而接觸到極端的毀滅如「自殺式炸彈」也可能會提高身心創傷的風險。正如Roger Simpson 與William Cote 在「報導暴力:如何以符合道德的角度來報導有關受害者與重大創傷事件的指南(Covering Violence: A Guide to Ethical Reporting About Victims &Trauma, http://dartcenter.org/content/covering-violence-guide-to-ethical-reporting-about-victims-trauma )」一書中指出:記者與受害者之間的關係,最重要的一個概念就是受訪者同意與否。如何取得雙方的共識,即是透過清楚說明訪談用意、報導故事內容,以及觀眾的可能人數與範圍。

消息來源在不熟悉媒體的情況下,對於他們的故事如此快速地公開於世,完全沒有作好心理準備,尤其是透過電視新聞的時候。一般來說,新聞記者希望能避免以優越、高傲的態度,來表現自己的同情。也希望避開自己想跟受害者變成朋友的那種衝動。用一種重視與尊敬的態度來接近受訪者,可以減低受害者將訪談視為剝削。熟悉何謂PTSD 則可幫助促成這種結果。

在一篇為Poynter Institute 所撰寫的文章〈言語糟透了(Words Sting)〉當中,威斯康辛中部新聞組的編輯主任Kay Lapp James 為報導受害者的記者提出一些忠告:

1. 不要假設悲痛不已的人無法分享自己的感受。當我最初開始當記者時,我覺得去拜訪一位才剛痛失摯愛的人實在很沒品。我很肯定那個人絕對不會想要跟我談,而且如果我問他事情的話,他一定會很生氣。然而,每個人悲痛的方式不同。有些人需要把話說出來,有些人則不是。

2. 詢問原因與方式。我們透過談論所發生的事情來面對自己的痛苦。

3. 尊重死者家屬的隱私。就我而言,大眾沒有權利知道我是多麼心痛,以及我是如何心痛。我沒有必要將自己的個人感受,以及自己所經歷過的事情,與任何人分享。

4. 讓受訪者盡情地哭。眼淚是悲痛過程一個不可或缺的部份。不要藉由握住或者拍拍那個人的手、或者遞張面紙到那個人的面前來止住他們的淚水。這種行為雖然顯示你的關心,但是卻像是母親哄小孩不哭的舉動。

5. 當對方掉淚時,把面紙放在他伸手可得之處。

6. 別說「我了解」,除非你真的有過同樣的經驗或者關係。( 事實上,達德中心的Roger Simpson 警告說,這句話就算會說,也極少對遭遇恐怖主義行動的受害者說出來)

7. 想辦法抑制你自己想要分享自己悲痛經驗的衝動。只有當你所要分享的那種關係,跟受訪者一樣時才說出分享。如果你是跟一位遭受喪妻之痛的丈夫說話,而你也曾失去自己的配偶,那就讓你自己的感受,再加上一點善體人意的敏感度來引導你,決定是否要跟對方分享此事。如果你是跟一位痛失愛子的母親說話,別跟她分享說你也喪母、喪父或者死了配偶,那完全不一樣。

8. 對於這幾句話的使用要小心:「繼續過你的人生」、「克服它」、以及「復原」。

9. 別用這幾個字眼:「仍然」或者「即使是現在」。這暗示悲痛是有時限的,而延長那個時限是不尋常的或者不自然的。

10. 小心使用「結束(closure)」這個字,因為其暗示悲痛已經結束了—受訪者不再需要悲痛了。有些悲傷的人的確會用「結束」這個字,但是要先詢問受訪者對這個字的定義或者意指為何。如果受訪者沒有用到那個字,就不要自作主張把那個字加到故事當中。( 同樣地,對於悲痛各個階段的用詞與想法,隨著年齡、文化等而有所不同)

11. 不要把「結束」跟「轉移注意力(reinvestment)」搞混。許多悲痛的人發現做點事情,如:建造一座操場、建立一座紀念碑—可以減緩那種疼痛。推動這些行動背後的動機則通常是讓受害者的名字與記錄永垂不朽。有些人可能會變得投入一些神聖目標,如反酒罪駕駛媽媽團隊的活動。這種想要做點什麼事情、任何事情都好,以防止他人也遭到同樣痛苦的念頭可以變得非常強烈。

五、訴說故事

 「在WTC 現場,有些人對於要如何救援那些受害者,所做的準備比我更為妥當許多。我覺得以我的能力,我最能夠幫得上忙的,就是報導在那種困難狀況下走出家門、提供援助的男女。我能證明那些攝影師、攝影記者與新聞從業人員有在場的充份理由,並非因為他們正在工作,也並非因為他們是寄生蟲。而是此後五十年,最重要的是,我們要記取,當時有這麼多人在如此困難的情況下,仍然試圖做出「對」的事情,這是一種如何高貴的情操。而我實在不知道,如果沒有畫面、沒有文字、沒有影片,我們要如何來記錄這些事件。」-- 攝影師Peter Turnley(Nieman Reports, 2001(4), p. 9)

記者們所訴說的故事不管是視覺上或是口頭上,都幫助大眾瞭解這個充滿困惑及威脅的時代。事實上,有證據證明將重大創傷經驗付諸言語有助於個人面對該經驗。雖然治療人們創傷並不是新聞媒體的明文任務,但是為別人清楚說明事件內容,可能對於廣大群眾而言具有治療的功效。

但是2001 年9 月12 日的頭條新聞往往忽略了個人的故事。反而把重點放在從原因( 如「對美的攻擊」)、結果( 如「災難:夢魘」)、詮釋( 如「混蛋」及「最長的一天」)、到未來( 如「現在怎麼辦?」),一些人性光輝的報導則都是出現在第二天的報紙。有很多非刻板印象的方式來描繪悲傷,不管是透過畫面或是文字敘述。紐約時報週日雜誌的前任攝影編輯Fred Richen 就警告說,記者對於發生在他們認為是自己所屬社區的事情,就會試圖用不同手法來描繪那些悲傷。

在被指派或者報導一則新聞故事前,記者與編輯可能會考慮問問自己下列問題:

‧ 如果我的報導會直接影響我的家庭與我,我會不會用任何方式來更改我的用字遣詞?

‧ 圖像式的描繪或者影像對於報導該則故事的角度是否是必要的?

‧ 這篇報導中是否有任何內容證明對故事主角有害?

‧ 如果是這樣的話,這項資訊對於該則故事是否有必要?

六、對自己照顧

在倒褟原址那個如惡夢般的一天後,Rose Arce 立刻歸位回到他在曼哈頓中城的CNN 通訊處工作。合作訴說故事的任務讓她可以用一種具生產力的方式來專注於她的悲傷。晚上當她回到位於格林威治村的公寓時,她幾乎沒有時間吃飯與睡覺,隔天一早她再度回到辦公室工作。她覺得沒有必要去請教CNN 管理階層提供所有員工的心理諮詢。三個月後當假期將近,而她的工作內容也逐漸恢復正常。Arce 開始感受到壓力的症狀。她會在下班後回到家,而那時她所親眼目睹的一些可怕景象開始侵入她的意識。

像Arce 這樣沉浸在報導911 事件的記者,仰賴許多應付事件的策略,而接受個人治療只是其中之一。其它方法從聽取其它記者的意見,到減壓運動都包括在內。了解受害者與倖存者的類似情緒經驗,也會幫助記者應付自己的情緒經驗。

針對報導重大創傷事件的情緒影響,進行有系統的研究仍然還在萌芽階段。至今,針對該主題只有六份已經公佈出版的調查報告,其中有些樣本尺寸還很小。在「了解播報2001年911事件記者經驗:對於研究議程的需求」Elena Newsman 及Barbara Monseu針對該研究提供了一個摘要。針對美國記者與攝影記者最近才剛出爐的三份調查中,有超過八成的人表示都有報導過至少一則裡面有人被殺害或殺傷的故事。

接觸到這些故事的頻率很高、次數又多。在一份調查當中顯示,有15 位曾經親眼目睹行刑的記者,都被發現有短期焦慮的症狀,包括解離的徵兆。

即使沒有這一個新興的研究領域,根據一些口耳相傳的故事,也已經有充份的證據顯示,報導重大創傷事件的記者可能會罹患PTSD,尤其是在長期接觸暴力之後。研究人員已經將這種景象稱為「第二手重大創傷壓力」。「走進一間滿是死屍的房間,然後再走出來是一回事,」一位匿名記者在自由論壇所執導的「所冒的不只是生命危險:記者的重大創傷壓力障礙影響」中說道。「走進一間滿是死屍的房間,然後再花上二十分鐘拍照則完全是另一回事。你比較可能會看見一些你終生無法忘懷的畫面。我必須一直在應付很多這類的情況—就讓我們稱之為一種陰魂不散的過程吧。對於記者生涯的最後十年對我所造成的影響,仍然讓我困惑不已。新聞團體可以想辦法讓諮詢或者心理分析變得稍具吸引力,不過需要一個保持匿名的系統。一直到他們正視這種情況以前,我不認為會有什麼改善。」

在適當的支持、引導與照顧之下,是可以找出一種令人滿意的方法,來報導這則重要的故事。Michael Howerton 在為康乃迪克州史坦福辯士報報導有關世貿中心炸彈事件的受害者時,就曾描述當他坐在車子裡,試圖鼓起勇氣去敲那些失去父親與丈夫的悲痛家屬房門時那種光景。他知道這是他這份工作最為擾民的方面。一旦進到門內,他就戒慎戒懼的。但是Howerton 也知道記錄一些個人的悲痛,讓大眾知道的好處—不但對他自己,長期來看對他的觀眾有也好處。「希望坐在那個房間裡的想法是混合著好奇、恐懼以及自我,」他寫道:「如果我可以再靠近一點去研究不幸與傷亡,記錄悲痛的內容與程度,或許我可以預防自己也遭到如此的悲痛。透過接近目標,我一定可以避開下一次的攻擊。就好像藉由抵抗大火傳來的熱氣,我可以證明自己的強悍,而藉由觀察受害者,我可以學會如何不被燒到。」

在「悲劇與記者:更有效率的報導方針」中,Joe Hight 跟Frank Smyth 提供「照顧自己的小秘訣」:

• 知道自己的極限在哪裡。如果你被指派到一個令人困擾的任務,而你覺得自己無法執行,要客氣地向上司表達你的想法。告訴上司你可能不是那項任務的最佳人選。並說明原因。

• 休息一下。擺脫所報導的狀況幾分鐘或者幾個鐘頭可能有助於減輕你的壓力。

• 找一個十分善體人意的傾聽者。可以是編輯或者同事,但你必須要信任這個傾聽者不會對你的行為作任何價值評斷。或許是某個曾經面對過類似經驗的人。由於重大創傷事件往往會讓人切斷與他人的關聯以及信任,因此創造另外一種不同的經驗是非常重要的。

• 學習如何處理你的壓力。找個嗜好、運動、去參加禮拜、或者更重要的是,花點時間跟家人、重要的另一半或朋友相處,或者四樣都去做。試著深呼吸。

• 了解你的問題可能會變得令人難以招架。戰地通訊記者Ernie Pyle 在一九四五年四月逝世之前,就曾寫道:「我沉浸在報導戰事裡太久了。我的精神萎靡不振,而我的理智混亂不堪。所受的傷害已經變得太大。」如果你也發生這樣的情況,要向專業心理醫師諮詢。

承認報導恐怖主義的困難度是第一步。Michael Reed 是賓州約翰城市WWCP/ WATMTV台的攝影記者,他就談到在播報Shanksville 墜機事件他的立即反應是「我從沒有對自己的工作這麼懷疑過,」他說「我盡到本份。我拍了照片。但是我的工作從來沒有這麼令人痛苦過。在那些時候,我失去了某個東西,不管它是什麼東西,新聞從業人員就是透過那個東西,把自己的人性自我從報導故事中抽了出來。」

七、準備

這是第一次許多媒體開始有系統的規劃如何緊急報導重大創傷事件。有些已經在進行中。CNN 透過其全球分社網路與持續不間斷的危機報導,在911 之前早就已經準備好緊急應變計畫。畢竟它就曾因報導波斯灣戰爭中而成名。在9 月11 日,CNN 分社副社長編輯主任Edith Chapin 先把重點放在確定員工的人身安全上。「我立刻就知道必須要找出所有人的行蹤,並確定他們是否安全。許多人開始打電話進來提供消息。一旦有人跟他們說過話,我就在名字旁邊做個記號。」( 災難報導) 考慮如何聯絡待在辦公室的員工、萬一有某種科技產品無法運作的話,要如何利用其它各種科技產品來交出所寫故事、以及當人如果不在辦公室的話,要如何提供相機給他們。

CNN 可不是唯一這樣做的媒體。許多新聞分社都有緊急備用計畫,準備如何印出報紙。比如說華爾街日報,雖然其在靠近WTC 的辦公室已經全部撤離,但是還是有辦法印出報紙。為了在網路時代作好緊急應變的準備,必須要考量到科技。網站應該要隨時更新。在自己的國家被攻擊,隨著又發生炭蛆熱事件的恐懼,即使是CNN 的資源也已經將近耗盡。較小型的媒體分社在報導災難上通常都比較沒有經驗。在少有或者沒有組織的支援系統下,自由投稿作家面臨了一個十分特殊的煩惱。此外,連警方、救難人員與軍隊或者外交官所採用的最小安全措施,記者往往都沒有。

「記者不只是軟性目標,也是吸引人的目標,因為恐怖主義就是希望能夠改變大眾的想法,」國際危機顧問公司的執行主任Robert Klamser 說道,這家公司專門救援團體與宗教組織應付人質情況,這是他在二零零二年四月告訴全國新聞記者俱樂部的觀眾所說的。記者需要接受安全訓練以便了解風險。CNN 國際網路的總裁Chris Cramer 已經在帶頭強調新聞記者本身所應做到的準備。他督促各大新聞媒體創造出一種文化,讓討論身體安全與情緒壓力變成與交稿截稿日期一樣是例行公事。Cramer 說:「說到安全與壓力,做這種行業就實在愚不可及,這個國家有許多的新聞媒體根本不懂何謂安全跟壓力。」

雖然沒有辦法完全消除危險。保護記者委員會的榮譽主席之一Terry Anderson 就表示,雖然有些新聞報導需要冒著合理的危險,但是沒有任何新聞故事值得付出生命。「我們是記者。但我們確實冒著風險,」Anderson 說道,他是美聯社前任貝魯特分社社長,曾經有七年的時間被抓到黎巴嫩當人質。「重點就是不要招惹超出範圍的風險。」各大新聞媒體在準備給新聞記者的方針時,都在努力解決許多複雜的問題。這些問題包括在充斥暴力地區的記者是否應該攜帶武器、穿戴防彈背心、或者使用武裝警衛,以及新聞社應該要如何因應贖金的要求。

Joe Hight 在處理奧克拉荷馬市炸彈事件的報導時就建議:

• 教導在重大創傷事件時位於執行位階的編輯要如何協調反應。

• 讓所有人都能尋求諮詢

• 用電子郵件寄給編輯關於壓力管理、正面肯定的信件,以及其它鼓勵性的話語。

• 鼓勵員工與自由投稿作家要小心照顧自己。